出逃人员往往会选择欧美等发达国家。比如赖昌星选择了加拿大，杨秀珠选择了美国。

　　究其原因，黄风教授认为，犯罪分子外逃的目的就是寻找一种比较安逸的生活，资金自然向那些地方转移；此外，他们在遇到引渡、遣返等问题时，往往可以找到比较多的法律救济手段来保护自己，或者是拖延时间。

　　这样一来，却给国家造就了许多困难。

　　首先，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和外国开展引渡合作，都要求以存在双边引渡条约为前提，即所谓的“条约前置主义”。

　　从1993年8月26日与泰国缔结第一个双边引渡条约开始，我国以平均每年2个条约的速度，与25个国家缔结了双边条约。遗憾的是，25个国家中，只有一个发达国家，那就是2005年缔约的西班牙。

　　其次，就是死刑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还保留有68个死刑罪名。中国请求引渡回国的逃犯，罪名为杀人、抢劫、绑架、强奸、走私、贿赂、贪污等，按照中国刑法都有判处死刑的可能。但西方发达国家大多明确要求“死刑不引渡”条款。

　　再次，我们在请求引渡时往往不得要领。过分依赖“红色通缉令”；该提供的材料不提供，或提供的材料达不到西方国家的“表面标准”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