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聚氰胺占据媒体头条的日子里，中国多位省部级高官被免职的新闻也不甘寂寞，纷纷在博取大众眼球的关注。无论是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山西省省长孟学农、全国人大财经副主任朱志刚的引咎辞职，还是文化部党组书记于幼军、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的被免职，此起彼伏的乱象背后，是现行体制下制度建设的缺位，还是高级官员监督机制的缺乏？但在观察家看来，这很可能是中共十七大以后新一届中央领导层掀开的高官整肃风暴。

去年10月份召开的中共十七大，具有对中国未来数年政治生态的直接影响作用。一方面，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层级，继续保持了自中共十六大后上台的***、温家宝联手的胡、温体系，即被海外称之为开辟了胡、温新政的格局；另一方面，政治新贵进入权利巅峰层，为领导人的后续接班奠定雏形。中共十六大之后的2003年，适逢SARS侵袭，以时任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长孟学农的下台掀开了高官问责风暴的序幕，官场风貌为之肃然。今次十七大之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国际情势，如何推进对不良、失职官员的整肃风暴，值得期待。

事实上，盘点这些位高权重高官们的落马缘由，可能仁智各见。坊间有政治博弈的说法，也有所谓“带病提拔”的嗤垢，无论什么原因，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都是问题爆发后才进行问责追究，而在事先、事前却缺乏有效的预警设置。这也是被海外政情分析人士视为导致问题官员层出不穷、腐败现象久治不愈的“软肋”。

从和多位省部级高官的接触互动来看，笔者个人不认同那些认为中国高官只懂得如何捞钱、如何缺乏政务能力、法律意识的看法，我觉得，在中国副省部级以上高官群落，绝对是属于社会精英的阶层。试想，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经过数十年的奋斗、打拼，到达金字塔顶尖部位的人，绝对有着过人的智慧和能力，当然，这其中不排除机遇的垂青。而且，在这过程中，还可以通过处理国家、政府部门的大量事务来历练能力，增长见识。这就好比清宫历史剧中常见的情形，皇帝常常让皇子们去“办差”，即增加处理实际事务的机会，而对于市井百姓，是很难有这样的机会的。而且，绝大多数情况下，办砸了也不太会被追究。举一个小的例子来看，普通老百姓家的孩子去国外留学，往往需要举全家之财力物力，才能付得起国外名校的学费开销，而高级公务员们现在去的都是哈佛、耶鲁、麻省等世界一流的名校。可以说，是举政府之力让他们增长才干。这份经历就远非老百姓所能比。经过政务历练、海外进修并得到提拔的高级官员，想不成为社会精英也难。

但作为社会精英的这些高官们，难道不知道贪污腐败的严重后果么？显然不是。撇除私利的一面，事实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制度建设的匮乏和监督机制的缺位，才导致一批批社会精英进入权力高层，又一批批翻身落马。这样的“软肋”存在，在整肃和出问题之间，就会形成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斗法”情形，除了挖空心思的进行贪腐创新之外，还要花大力气去寻找保护伞、政治庇护等非技术因素。

以新近被免职的朱志刚、于幼军来看，晋升到正部级的高位，绝非三五年之功，而他们的贪腐行为，相信早在升部长以前就已存在。那么，这种“带病提拔”用人机制的弊端就显而易见，再加上新闻舆论监督的缺位和限止，普罗大众往往是在官方公布查处结果之后，才瞠目震惊。

相信大多数的人会认为，这些被免职的官员是罪有应得。然而，也不能一棍子全打死。有观点认为，用其所长，或者说让其戴罪立功，可能要比简单的免职会产生更为积极的功效。拿于幼军来说，被免职之后，网络上多有叹惋之声，认为一个开明且具有一定能力的领导，本应该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几个细节或许有助于公众对问题的事实有更多的了解。

去年九月份，山西举办首届煤炭博览会，这是该省惟一的一个国家级、国际性的会议，作为能源大省的山西，很需要这样的会议来推进能源产业的转型和对外拓展。在博览会开幕前夕，于幼军上调文化部党组书记，山西官场很多地市级官员纷纷叹惋于省长的离去，以至于出现招待来宾时情绪低落的场景。因为像煤博会这样的项目，就是于幼军和国家部委争取来的。于自己也称：拿下这个项目，靠的是脸皮厚，去部长办公室、家里死磨硬缠。虽有些戏言，但也反映出地方大员到京城“跑部钱进”的不容易。

在晋省官员眼中，于幼军有魄力，有号召力。一位女副市长亲口说，于省长来了后，把好多香港地区和国外的大老板邀请来晋投资，这在以前是没有的。但从惩处的角度讲，不能因为于幼军有能力、有助于地方经济发展而不去免他职。延伸一下看，如果在官员能力增长和不断提拔的过程中，制度化建设和舆论监督也如影随形，在其能力贡献和利益取舍之间实现一个好的平衡点，这是否会比升了部长后再扳倒更具有经济学意义上的比较优势呢？

再谈谈新近落马的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接触过的人都认为他很和善，不太有副部级高官的架子，且业务能力很强。确实，中国法院的执行难，一直是个顽疾。黄松有分管执行，在这方面多有学术论述和典型案例，也是得到圈内认可的。一位知悉内情的人说：如果没有能力，也不会这么年轻就从地方法院上调到最高院、还提拔为副部级高官。

说这些并不是为这些高官们鸣冤叫屈，只是作为当政者，在推行一些惩处措施之时，是否该更多的考虑制度建设和常态的机制管理。否则，每次整肃风暴刮过，落马者纷纷，但前赴后继者亦众。用一句官方的套话来说：毕竟，党和国家培养一个高级领导干部是花费了很大的代价的，但摧毁他却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