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把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排除”在执委会之外带有象征性质。尽管作出了决定，据米高扬说，两人“准时去参加他的会议。斯大林一共开了三次执委会会议，虽然开始时保证每周召开一次执委会会议”。同时，根据米高扬的回忆录来判断，斯大林绝不反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出席或者忽略他们的出席，而是乐意倾听他们的发言。米高扬特别举例说，他在斯大林出席的主席团执委会会议上证明，必须提高集体农庄庄员在发展畜牲业中的物质利益。米高扬认为，“我的发言好像给他留下了印象”。结果斯大林作出决定，让米高扬进入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委员会。十分明显，实际工作的惯性使斯大林忘记了不满，依他之见，莫洛托夫和米高扬表现出不能容许的思想、理论的不坚定性。

十月中央全会上的尖锐冲突并没有影响斯大林重新找莫洛托夫，要吸收他参加理论问题的辩论。在与丘耶夫谈话时，莫洛托夫回忆说：“斯大林写《经济问题》的第二部分，让我读了一点，但是这一切用到什么地方，一点也不知道。”

米高扬回忆，1952年12月21日他和莫洛托夫事先打电话给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贝利亚，决定像以往那样晚上去斯大林的别墅，祝贺他的生日。据米高扬说，“斯大林很好地迎接了大家，其中包括我们。大家坐在桌旁，进行着一般的聊天。对我和莫洛托夫的态度是平静的、正常的。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重又恢复了老关系。总之，由于我早就了解斯大林并且记得他和我以及莫洛托夫不止一次发生冲突，后来也就消释了，因此我形成了一种想法，这次冲突也会过去的，关系会正常的。这个晚上以后我这种想法加强了”。

但是，很显然，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不怀好意的人继续影响着斯大林。据米高扬说：“庆祝斯大林生日后‘过了一两天’，不知是赫鲁晓夫还是马林科夫说：‘知道吗，阿纳斯塔斯，12月21日我们在斯大林那里以后，他对您和莫洛托夫生日那天到他那里去很生气和气愤。他开始指责我们，说我们想使他与你们和解，并严厉地警告说，这不会有什么结果，对于你们来说他不再是同志，也不希望你们去他那里。’通常我们去斯大林那里，在他的别墅里，在小圈子里庆祝新年。但是这次通告以后我们没有在斯大林那里过新年。”现在很难说，不知是通过马林科夫还是赫鲁晓夫转达的关于斯大林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的态度的信息有多少符合实情。

但是有理由认为，斯大林对其他领导成员也积有不满。莫洛托夫回忆说，斯大林确信，Л.Д.亚罗申科的信反映了赫鲁晓夫个人的立场，也许，就是根据他的倡议写的。斯大林对亚罗申科的批评是严厉的，把他的立场宣布为“布哈林的立场”，这一批评比对米高扬的批评要尖锐得多。不排除斯大林认为赫鲁晓夫本人同意“布哈林的”看法，因而他未必会信任这样的领导人。同时斯大林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的尖锐批评会吓坏党的领导中其他的老成员。例如，莫洛托夫就这样说明贝利亚的立场：“当他看到，连莫洛托夫也被罢免，现在你得当心，贝利亚！既然斯大林现在连莫洛托夫也不信任，那么顷刻间就会把我们捏个粉碎。”同时，例如斯大林与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和解，那么他会把怒气对准那些竭力使他与他们不和的人。

莫洛托夫告诉丘耶夫，“斯大林有时对贝利亚表现出轻蔑的态度，想收拾掉他”。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也说过类似的话。1953年七月全会上卡冈诺维奇确认，1953年五一游行时，贝利亚对中央主席团某些成员说，斯大林图谋除掉他，但是“他不知道，假如他试图逮捕我，那么契卡工作人员就会起事”。中央主席团其他成员也证实贝利亚有这种声明的事实。

贝利亚本人不合常理地成了控告贝利亚在斯大林之死中有罪的主要原告。根据贝利亚在1953年5月1日在陵墓观礼台上所说的那些话，莫洛托夫得到了一定的印象：“不排除他在斯大林之死中插了一手。”这样的印象是有重要根据的。在与作家费利克斯·丘耶夫谈话时莫洛托夫确认，贝利亚对他说到过斯大林：“我把他收拾了。”为加强这个说法可以引用赫鲁晓夫、莫洛托夫、С.阿利卢耶娃的见证：对于斯大林生病，后来去世，贝利亚并不掩饰其喜悦之情。在斯大林处于无意识状态时，贝利亚竭力表示自己对斯大林没有好感，当斯大林恢复知觉时，他则每次都向他表达热爱和忠诚。研究斯大林死亡情况的历史学家原来还是侦查员，他有“坦白的供词”和揭露嫌疑犯的各种间接罪证，但是无法确凿地证明他有罪。像任何一个侦查员一样，历史学家很想用公诉来结束案件。但是事情真的是像贝利亚和对他的指控者所说的那样吗？

贝利亚的“假坦白”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不排除随着贝利亚意识到斯大林已病入膏肓，他有意要造成一种印象：正是他贝利亚能够领导国家。在斯大林死后形成的政治真空中，贝利亚很快就成为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斗争的倡导者，把国家领导人马林科夫和其他主席团成员推向“非斯大林化”。在与主席团成员谈话中贝利亚要他们相信，斯大林对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种个人危险，这样就显示出他在拯救他们每一个人免遭灭顶之灾中的作用。同时，他要主席团成员相信，正是他“收拾了斯大林”，贝利亚使他们畏惧，这样就造成一种印象：他是国家命运的主宰者，他也可以毫不费力地除掉其他领导人。(也许，贝利亚醉心于这种游戏，达到的是相反的效果，导致了他的坠落。)但是从贝利亚的行为和他的“坦白”还不能得出结论：斯大林是贝利亚的人杀的，或者是他本人害的。

下面要说到的斯大林周围许多人的行为(确切地说是不作为)引起不少怀疑，但是斯大林被害的事情本身目前尚未证明。同时，如果设想斯大林之死是强制的，那么应该扩大嫌疑者的范围，除了贝利亚还要包括其他许多人。想要斯大林死的不仅仅有党的领导的“老将”，因为他们担心在把“新手”引进领导班子后他们的前程就戛然而止了，还有不少人则是因为他们的地位完全取决于这些领导人的地位。进入这个圈子的还有许多他们的助手，还有更多的政府机关、服务部门的工作人员，其家庭成员以及其他亲近的人。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力求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都想消除突然产生的危及自己小康生活的威胁，尽可能对此采取相应的行动。

应该注意到，所有这些阴谋都没有避过敌视我国的力量。无论安全机关多么努力，苏联领导层中的阴谋的信息还是透出了克里姆林宫墙外，西方出现特别的研究方向——克里姆林宫学——也就并非偶然了，除了远离莫斯科的研究者，西方还有自己的间谍机构，它能利用克里姆林宫里的权力斗争，给苏联领导坚决的打击。在提拔新干部的同时进行着争夺在克里姆林宫里影响的斗争。这一斗争伴随着巧妙地把分明是实施反国家目的的人安插到级别不太高但却是重要的岗位上。在弗拉西克和波斯克列贝雪夫被撤职和逮捕后，斯大林的警卫队和秘书处更替干部更有利于这一点。但是至今还没有证据证明有外国间谍机关的间谍或反国家的组织的破坏分子钻到斯大林周围。

同时在逮捕了经常给斯大林治病的维诺格拉多夫后，斯大林的身体状况比较差。С.阿利卢耶娃在1952年12月21日斯大林生日时描述了斯大林，她注意到：“那一天他看起来不大好。看来他感觉到疾病的症状，可能是血压过高……显然，他感到血压升高了，可是没有医生。维诺格拉多夫被捕了，他再也不相信任何人，不让任何人接近他。他服某种药丸，在盛水的杯子里滴几滴碘酒——他自己不知从哪儿弄来的医疗方法，但是他自己做了不允许做的事：过了两个月，在中风前那一天，他去了澡堂(建在他别墅里的单独一座小屋里)，在那里他按西伯利亚的老习惯洗蒸浴。任何一个医生都不允许这样做的，而且还没有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