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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共识”是一个伪证

发布时间：2006-08-21

“改革共识”是一个伪证

汤安中 / 经济学消息报

自郎咸平教授引发的那场对改革的争论，经孙立平教授的“点拨”后，越争越激，许多大家也赞同要寻求改革共识，连国家体改委也积极卷入，2006年还专门发表了一组关于市场化改革的争论，以“寻求共识”。实在要不得！

实际上，这是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那场经过修饰的争论翻版！她会误导人们陷入意识形态的无谓争吵！最近北大某教授攻击《物权法》是搞资本主义，主张争论三年五年，搞清楚后再订《物权法》！这不是要将改革引入岐途吗？这是极容易的啊,必须高度警惕。小平同志早就洞察这种危险，所以他力主“不搞争论”。为此，我曾花了一个多月时间研究了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是如何兴起，后在汉武帝时期怎样被废除而“独尊儒家”的。历史有她相似与可鉴之处，又联系今天的争论，发现“改革共识”本来就是一个伪证！改革从来就没有过“共识”，又何谈破裂？

一、只要多利益主体存在就不可能有改革共识

近读春秋战国历史发现，搞清百家争鸣是如何兴起而后又如何被废而“独尊儒家”的，对比今天改革中的百家纷争，必定有益。

西周一统天下强盛时期，号令统一，令行禁止，舆论同礼，“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然自封建取代奴隶制而兴起后，诸侯崛起，周室衰落，平王东迁，一百多诸侯国虽仍尊平王为天子，但却各行其是。强国每每“挟天子以令诸侯”，各小国则视势而依附。宗亲意识被主体利益意识完全取代。在不断的战争催动下，自在的诸侯国意识急速转化为自为的独立性突显的诸侯国意识。各诸侯各自强兵、固边，强化诸侯国政治统治，随着各诸侯国内部的阶级与阶层分化与重组，出现了多层次的利益主体，门客成了当时一种十分特殊的历史社会现象。各种不同谋士、学士、思想家在破除周礼的禁锢后，都纷纷走出亮相，按照本诸侯国、本阶级、本阶层的利益，从各各不同视角，对宇宙、对治国、对修身处世、对世界万物各各做出了不同的铨释并提出了各自的治国平天下的见解。在历时550余年的交锋、融合、分化、整合的过程中，形成了被后世盛赞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壮丽景观，各种思想火花并发、千姿百态、森罗万象、三教九流之说更是经纬万端。
显然，这种森罗万象的学说与见解，对于秦国一统天下的施政极是不利，以淳于越为首的一批主张“师古”，主张恢复西周政体与伦理的学者与官员的言行，威胁尤大。秦始皇出于社稷主体利益，将战争中所使用的武力延用于国内儒生，逐演出了焚书坑儒的暴行，企图以此禁绝百家之说。然而，历史证明不仅是反动的且是失败的。

汉高祖立国后，鉴于秦末以来长期战乱，人口散亡，经济凋蔽、物价飞腾，虽然在政治体制上仍沿用秦朝旧制，一时也并未废除“挟书令”，但为了使民休养生息，采纳了陆贾的建议，用黄老的“无为而治”思想指导政治。轻徭役、薄赋税、废肉刑，一反秦的强政暴敛。一时老黄独尊。然而好景不常，相继发生韩信等“异姓王”的叛乱后，汉高祖刘邦又转而“复古”，采用了周制，大封同姓子弟为诸侯王，企图以亲情血统维护巩固中央王朝政权。

初始，各诸侯国均能遵照高祖旨意经营本国各种事务，相安无事，中央王朝政令尚能畅通。但是，各诸侯国在月累年积的经营中，日益发现诸侯国自身利益的存在，一种自在的主体利益意逐渐演化为越来越强烈的自为的诸侯国主体利益意识，春秋战国时期勃起的三教九流说客又应世再起，各谋其主。各诸侯国间的相互兼并及违抗中央王朝命令现象日益增多，并危及中央王朝。文帝为了中央王朝的主体利益，遂废“亲情”采用贾谊的《治安策》力削诸侯国势力。景帝接位后继又采用晁错《削藩策》。由此爆发了同姓王的七国叛乱。之后，虽然武力叛乱被平定，国家保持了统一，皇子、皇孙的政治权力与军事权力也都收于中央，但思想并未都“统一”到中央王朝。各王子常以其特殊地位，时行为不规。汉武帝接近后，遂采用了《公羊》学家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家”之说，他又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武帝又置《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博士，开太学，每年开考一次，优者补为郎中、文学、掌故。至公无前124年终于确立了儒家独尊的“共识”地位。从百家争鸣的诞生到儒家独尊“共识”地位的确定，历经646年。

反顾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至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家”的“共识”地位的确立，历经646年之久。笔者曾自问，百家争鸣为何会在春秋战国崛起而不在西周？百家争鸣又为何能在汉帝时归统儒家“一家”？深思之后的答案曰：皆主体利益驱使也。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衰落，封建诸侯代之以起，诸侯国的主体利益意识强烈，各国为了谋取更大利益，迫切要求有各种谋士为他们制造舆论出谋划出，废除陈规、改革时弊。这就为诸子百家之说提出了广泛而巨大的学说需求。而从奴隶制中解放出来的脑力劳动者——智者，在数百年的知识积累中，也形成了对天地万物对社会的各自看法，早就蠢蠢欲动表现自己的才能与知识，他们不再像奴隶主、奴隶那样头脑简单，而是已具备了能提供这种“出谋划策”产品的能力。

经济学的供求律在这里就验了诸子百家崛起的必然性。这正是春秋战国之所以产生百家争鸣的历史背景。无论是孔、孟、老、墨、韩非子无论是李悝、商鞅、吴起、管仲、张横等人的世界观如何不同，深藏在诸子百家学说背后的是经济利益，即国君主体利益。孔子周游列国就是希望以其学说说服各君主国按其主张治国、平天下，但只因他的这种学说不适合当时的武力强国的春秋战国历史环境的需求，“产品”推销不出去，周游列国不得不凄落而回。转而“闭门”授学弟子，以“储备”自己学说待天下太平有需求时再“供给”。汉武帝终于成了儒家最大最忠诚的“客户”并使之成为历代统一王朝手中统一思想治理国家的法宝。而在当时，孔子的学说由于供给与需求的错位，他的名声及政界的地位都远不如李悝、管仲、商鞅、吴起、孙武等人。只是因为这些人的学说符合君国主体利益的需求，而孔子之说，之所以在汉武帝后获得“独尊”并兴盛不衰，理由也同样，因为，此时多主体利益的诸侯国不复存在，而统一的国家主体利益需要的是服从。因此，以“仁”为旗号背后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纲，自然是何论哪一个封建中央王朝都需要的牧民思想。由此观之，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之兴起，缘于多主体利益（集团）国家之需求，汉武帝“废百家，独尊儒家”，则缘于单一主体利益（集团）——一个统一的中央王朝国家的需求。一言以敞之，诸之百家兴也主体利益，衰也主体利益。多主体利益的存在，不可能有“共识”。

人类社会历史常有相似之处。虽然每个时代的生活内容差异甚大，而且是不可复制，但他的某种内在变动规律却有其一致性，常有可借鉴之处。

二、对改革从来就没有共识，何谈“共识破裂”

自2004年以来，在中国论坛上出现的关于“改革共识”的大争议，也是杂说纷云，其实，也是一种“百家争鸣”。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这种现代社会制度下的“百家争鸣”？很多学者认为，应尽快消除分歧取得“共识”，否则改革将失去方向与动力。

笔者独以为，只要整个改革的社会历史过程不结束，不同利益主体集团对改革就不可能取得“共识”。

孙立平教授认为，1990年代中后期，“改革的共识在破裂，动力在丧失，”似乎在此之前，我国的改革一直是在“共识”的动力下推动进行的。但这不符合中国的改革历史事实，未免失当。众所周知，中国1980年代最早的改革，小岗村的家庭承包制就不是在“改革共识”推动下诞生的，而是在巨大谴责声中艰难奋扎中进行的。当时的人民日报还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一封所谓的读者来信，以极端严厉的口吻责问道：“这不是包产到户的单干吗？”事实上这场围绕家庭联户是不是搞资本主义的争论，从村、乡、县、省到中央都大有争论，哪来“共识”？小平回忆说：“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只是经济特区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

可见，当改革开放政策进入城市、工业之后，对改革的争论就更多、更大、更热烈了。只要有改革的地方，就有争论，甚至没改革的也出现了争论。这场争论从一开始，就既有某项具体改革的争论，又有涉及意识形态的“主义”争论，既有微观政策争论，又有宏观政策的争论，既有改革自身取向的争论，也有对政策技术层面选择的争论，既有经济的又有政治的、文化的、教育的、社会等方面的争论，还有公平与效率的先后、侧重的争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争论，是社会主义的特区还是帝国主义殖民地的争论，是“共同富裕”还是“先富”的等等争论，孙立平教授在2005年9月答经济观察报记者说：“1980年代是对改革有着极大共识的年代”。

事实并非如此。只要回顾一下，1980年代小平同志为支持改革答疑对改革的种种质疑所发表的文章即知道1980年代对改革的争论之激烈程度：这里有“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1984），“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985），“改革开放是有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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