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豁 朱薇 　 构建和谐社会，不仅需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机制，而且需要有发达的慈善事业，以处理好社会财富分配问题。被视为“社会第三次分配”的慈善事业不仅能体现出公民的社会责任感，也是社会进步程度的标尺之一。但与中国ＧＤＰ高速增长形成强烈反差的却是，慈善事业却发展滞后：目前，全国每年募集到慈善资金不到１００亿元人民币，不到全国ＧＤＰ的０．１％，它对财富分配格局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美国每年的慈善资金占ＧＤＰ的９％，有８５％来自于国民。　 拥有１３亿人口，ＧＤＰ达２万亿美元的中国，每年的善款不足百亿人民币，而一个只有３亿人口的美国每年却有２６００多亿美元的社会捐赠。我国慈善事业与ＧＤＰ的“脱节”，以及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都考量出公民的社会责任。 资料图片 “先富群体”的慈善热情为何不高？ ２００５年，成都市慈善捐款首次突破一千万元，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数据。但是，捐款的９０％来自于普通市民，来自民营企业的捐款不到１０％，几乎找不到成都知名企业的老板和富豪们的身影；同样是在２００５年，重庆市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因累计捐赠４０００多万而获得“中华慈善奖”，但他却是唯一获奖的重庆富豪。作为得益于改革开放而“先富”的群体，民营企业家已经成为中国社会重要的一支力量，但他们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却远没有达到社会公众的期望值。 重庆中农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崇理说，中华民族素有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的美德，但为什么会出现富人“惜捐”的情况呢？因为社会没有建立起一套强有力的、行之有效的社会救助与慈善事业的政策、法律体系，现有的一些机制又十分僵化，搞得慈善事业不慈善，仅有的一些慈善活动又缺乏必要的公信力，捐助者的合法权力得不到很好的保证，最后大家只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使得他们对慈善事业冷漠，这是社会的不幸，公众的不幸，也是先富起来一部分人的不幸。 中豪律师事务所（集团）重庆所律师齐飞认为，我国在税收方面对企业从事慈善的鼓励力度还比较有限，国家规定企业享受慈善捐款抵扣个人所得税的税率还较低。除了通过红十字会等几个团体、机构选择部分捐赠项目，能获得税前全免的“慈善减负”外，捐赠者在其它慈善机构捐赠款项，相应税费减得很少。现在，一些发达国家在有关税收的规定中，对慈善捐赠免税，而我国税法规定的公益、救济性捐赠税前扣除的额度明显低于其他国家，全额抵扣的捐赠项目更是非常有限，这成为制约富人阶层投身公益事业的重要“瓶颈”。 齐飞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纳税人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在年度应纳税所得额的３％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换句话说，如果企业捐赠款物的金额超出企业当年税前利润的３％，超额部分还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这就出现了企业捐赠越多，纳税也就越多的怪现象，这在其他慈善事业发达的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虽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有关文件规定，凡向中华慈善总会等５家慈善组织进行捐赠的，“准予在交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前全部扣除”，但由于税收优惠的范围很小，且免税程序也相当复杂，整个办理过程大概需要经过１０道程序，办理时间至少要两个月，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民间企业捐赠的热情和积极性。 法律界人士建议，国家应尽快制定并出台《慈善事业促进法》，将个人及企业的慈善捐款全部扣除在应纳税基数以外，对慈善捐款进行全额免税，并将捐赠人捐赠的物资也计算在企业运行成本之内。同时，还应最大限度地简化相关免税手续，利用税收这一最有力的经济杠杆来鼓励和引导企业、团体、个人向慈善事业捐款捐物，以壮大慈善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 旱灾献爱心 重庆市2006年慈善捐款首次破亿元 “行政化”难培养社会公众慈善意识　 据有关统计表明，不仅是拥有较多社会财富的“富人”阶层社会责任意识比较薄弱，普通社会公众的慈善意识也令人汗颜。从世界范围来看，捐赠有三种方式：捐物、捐款、捐赠时间做义工进行慈善活动，我国这三个方面的捐赠都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我国每年的善款仅有１０％来自与民众，人均还不到１元人民币；而美国有８５％来自于民众，人均年捐赠额为８７６美元，尤其是其中个人捐赠资金总额达到１９９０亿美元，占全美捐赠总额的７６．５％。 2006年10月10，2006重庆慈善论坛在渝州宾馆开幕 重庆奉节县慈善会会长吴应南指出，中国自古以来，政府对社会“大一统”的思想传统根深蒂固，加上部分行政官员顾及权力转移将削弱管理社会的能力和自身利益，致使政府转变职能的速度不快，制约了慈善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我国的慈善机构的管理人员大多有“党政背景”，长期的“行政经验”导致工作模式陈旧，其活动目的和运行方式上刻上了很深的“行政化”烙印，导致开发资源的动力明显不足，难以培养社会公众慈善意识。 公务员小陈的感受很能代表普通公众对“慈善行政化”的理解。进机关３年多的他对捐款捐物甚至有些“反感”。他说，现在一有什么水灾旱灾，政府就下令各单位职工捐款捐物，说起来是自愿，但各单位还不是直接从工资里面统一扣一两百元。别人受了灾，的确应该发动大家捐助，但是靠行政命令既让人感到别扭，又培养不出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好象是“完成任务一样”。小陈说，最让人感觉“出了钱还不塌实”的是，慈善款物是否被滥用？是否发放到了受赠人手中？这些本应完全透明的情况很难了解，导致我国慈善事业的公信力很低。 吴应南说，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对于发展公益事业要有完善的政策法规和释放足够的公共空间。因为，公共空间是慈善公益事业存在的基础，创造公共空间既是非盈利性机构的使命，也是当前阶段慈善事业发展环境的基本要求。现在的关键是要制定能促进公益事业发展的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各界向公益事业捐款，将部分社会公共事务职能从政府日常工作中分离出来，交由专业化慈善机构负责。同时，完善对慈善机构和捐赠款物的严格审核、监管机制，随时公布慈善款物的来源和流向，并建立完全透明的公众查询系统。 让更多人体会“施比受更幸福” 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近日在重庆参加社会救助和慈善事业论坛时透露，根据我国的国情和慈善资源状况，力争用５年时间使慈善捐款总额达到５００亿元。他说，确定慈善捐赠目标不是目的，更重要的还在于让更多的人通过捐赠体会到“施比受更幸福”的感觉。 重庆红十字会在过去１０年的遗体捐献工作实践中，以独特的纪念宣传活动引起了广大市民对这一事业的关注和支持，体会“施比受更幸福”的感觉。为了表彰捐献者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并给捐献者的亲人提供一个寄托哀思的场所，重庆红十字会建立了“重庆市遗体捐献者纪念碑”，将捐献者的名字刻于石碑上，每年清明节期间，都组织志愿者和捐献者家属开展纪念活动，成为了一个人道主义思想的教育基地，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在这种爱心的感染下，２００５年重庆实施遗体捐献者达６５例，是历年来接受遗体捐赠最多的一年。２５００名市民正式登记身后捐献遗体，近６０００市民登记身后捐献眼角膜。 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功成指出，贫富差距持续拉大是我国当前面临的主要社会矛盾之一，它反映出目前我国财富分配的失范和显失公平。构建和谐社会，处理好财富分配问题让百姓合理分享改革发展成果，与创造社会财富同等重要。“慈善事业不仅可以弥补国家各项政策的缺漏，还具备维系社会健康、协调发展，减少社会冲突，提升公众社会责任与公德等多方面的功能”郑功成在社会救助和慈善事业论坛上说。 不仅是专家学者不断强调慈善事业对于当前中国社会的重要意义，“先富”阶层也逐渐意识到，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也是他们的利益所在。民营企业家胡崇理说，一个稳定发展的社会环境，一个和谐兼容的社会关系，是民营企业生存之根本，帮助政府解决、减缓一些社会矛盾，特别是贫富差距的矛盾，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利益所在。 重庆世纪民生能源集团董事长薛方全认为，民营企业家投身慈善事业平衡着最基本社会层面的心理杠杆。在我国，非公有制经济蓬勃发展是最近２０年的事情，有人说民营经济是典型的“草根经济”，民营企业家虽然敢为天下先，但从根本上与普通大众还是血脉相连的。这就使普通公众对民营企业家的态度有着鲜明的两面性，而非隔着距离的模糊性。一方面他们有对其创业才干的欣赏，认为靠自己的能力打江山，是真功夫；另外一方面他们对民营企业家在成功后所需面对的方方面面的压力理解较少，对民营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会有一个比较苛刻的心理要求。因此，民营企业家作为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先富起来的人，是严于律己还是飞扬跋扈，是乐于回报还是麻木不仁，对社会最基本层面的民众心态影响很大，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会成为公众观望社会价值走向的一个风向标。（完）